隐忧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对投资与外贸的依赖度太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为60%以上，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仅为2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的 40%来源于投资拉动，需求拉动所占的比例仅略高于三分之一，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为70%左右。需求不足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不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驱动力严重不足，而且还使行政机制有机可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世界范围内向经济危机转化，全球性的深度衰退已经很难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需肯定会大幅减弱，产能过剩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应当看到，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涵义明显不同。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欧美经济不但基本没受影响，反而持续发展，再加上中国在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这不但抵消了亚洲市场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大大拓宽了中国的国际市场。1998年实施的房改也正式启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市场与汽车市场一起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引擎。但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却使中国面临与1998年完全不同的形势。这次的经济衰退，在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同时发生，其规模之大、危害之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以往，而且衰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这三大经济体，恰恰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地。由于消费占美国等国GDP的比重极高，因而经济的衰退就意味着消费的大幅萎缩，这就会使中国产品进入这些市场平添了更大的难度。经过两年多的人民币升值，外向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型企业大都已陷入困境，其盈利空间变得极其狭小；新劳动合同法和一年来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更使得这些企业的处境雪上加霜。房地产市场经过连年的暴涨之后，已经达到了超出社会整体购买力水平的程度，房价不大幅下调，房地产市场不重新洗牌，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就无法有效启动。资本市场的持续暴跌和银行利率的大幅下调，又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变得更加狭窄，降薪与失业的忧虑必然使人们捂紧“钱袋子”，这就使内需与外需的形势同时变得严峻。在需求无法有效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就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与切入点。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再下台阶就将很难避免。

    隐忧之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起落太大。去年以来，我一直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存在重大质疑。今年一月和四月，在首都经济学家座谈会和清华大学97周年校庆的报告会上，我都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作出了预言：从紧的货币政策维持不了半年；4.8%的通胀控制目标不可能实现；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绝对不能在8%左右，达到了就是灾难。同时，我还对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全面反思：过去的五年，我们做了三件事，都做反了：一是压房价，压的结果是房价暴涨；二是压股价，压的结果是股价暴涨；三是压物价，压的结果是物价暴涨。未来的五年，我们很可能有三件事还会做反：一是拉股价，股价暴跌（大熊市）；二是拉物价，物价暴跌（通货紧缩）；三是拉房价，房价暴跌（中国式的次贷危机爆发）。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悲观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在我看来，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全面和重大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这种调整，不仅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应对，而且是对一年多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纠偏。现在的问题是，对一年多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起大落必须作深刻与系统的反思，必须找到宏观经济政策走偏与失误的体制根源。政策失误是经济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与股市政策都出现了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失误，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长期而又深远。不对这些政策做出全面的反省与反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就会受到重大干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受到严重挑战。

    隐忧之三，是权力驱动经济的机制正在卷土重来。30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大成果，是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个过程本身是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的过程。但由于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对抗、市场的力量抵御不过行政的力量，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艰难前行，权力寻租的过程也一直如影随形。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特别是遇到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时，政府的直接投资并非不可，但这种投资的前提是要有需求、要有效益、要有市场、要有基准、要有程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牢记的是，政府投资的核心与宗旨是为了服务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是为了维护市场而不是干扰市场。在中央政府提出4 万亿的投资拉动之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提出了18万亿的配套投资规模，这种“大跃进”式投资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就很难不令人疑虑。在经过上一轮的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启动政府投资，其资金主要来自于哪里？如果主要是来源于银行贷款，那么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令人堪忧，我们付出惨重代价所换来的银行业发展局面就可能功亏一篑。如果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那就很可能会出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全面赤字的格局，这就会使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幅降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中刚刚出现的向公共财政转变的趋势和希望也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中断甚至逆转。同时，由于在中国经济中历来存在着“政绩工程”，地方官员本来就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再加上投资才能寻租、投资才有政绩、投资才能升迁的巨大诱惑，这样，全面与无节制的大规模投资就很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双重转型造成重大阻隔，进而会危及到整个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还必须看到，即使是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适度适量，并且与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也会在基础设施领域造成产能过剩。在上个世纪90年代，2元的投资就可以拉动1元的GDP；而现在，6元以上的投资才能拉动1元的GDP。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仅靠投资的单兵突进，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就都很难保证。

    必须看到，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调整期和转型期，投资拉动必须与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有机配合而不是相互掣肘，这样的投资拉动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否则，负效应与副作用就很难避免。反映在股市上，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只会对市场有一时之功而不可能起长远之效，股市基本面的全面恶化已经很难避免。昨天央行大幅降息108个基点，活期储蓄存款利率降低50%，这固然是启动国内投资的客观要求，但同时也反映出国内经济下滑已经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因此，对于股市来说，央行大幅降息是表面利好掩盖下的实质利空。在我看来，股市的重新走好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国际经济的基本面与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出现真正好转；二是大小非问题大体尘埃落定。在这两个前提没有出现时，股市就只有反弹而不可能出现反转，即使反弹，其高度也将极其有限。

　　经济学家韩志国认为，中国这半年来从“三九天”到“三伏天”，这样的宏观政策经没有过。

　　他说，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放松货币政策确实是必要的，但是中央政府投入4万个亿，地方政府投入18万亿，这些钱来自哪里？“没有需求而且没有市场，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做基础设施会不会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银行不良贷款会不会死灰复燃？”

　　韩志国说，这个政策反而不利于房地产的健康调整。中国房地产如果不洗一次牌，房地产需求肯定拉动不起来，房地产肯定没希望，“房价只有降到30%以后，新的需求才能进来，新的买家才能进来，整个经济需求才能起来。”

　　他说，“这个政策对银行板块的影响倒不会有太明显。”

　　韩志国同时分析，明年GDP增长目标保8%，但是难度极大。因为现在投资有一个最大问题，很多形成不了GDP，“90年代的时候，投两块钱投资可以拉动一美元GDP，现在六块钱都拉动不了一块钱的GDP。”

　　他说，三大原因导致经济下滑：第一个是从紧货币政策失当；第二个是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幅度过大；第三个则是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

　　韩志国认为，对近期股市不会有太大影响，这反而从另一方面说明经济形势“不太乐观”。

　　他说，年初我就认为大小非是中国股市最大威胁，大小非彻底逆转了中国股市供求关系，摧毁了中国股市估值体系，大小非彻底紊乱中国股市发展议题，“所以我即不是多头也不是空头”。

　　韩志国说，中国股市要反转有两个前提条件：全世界金融危机解决，以及中国股市大小非的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哪一个没有解决都不行。

　　他认为，目前中国股市处于“熊市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曲是把股市新手收搁在山顶上，第二部曲是把老手套在山腰上，第三部曲把高手折腾死在山脚下。

　　“现在一共1.2万亿个大小非研究解禁才1000个亿，现在减持才300多亿，还不到2%。” 韩志国说：“我判断平准基金不会推出，一旦推出平准基金，这又是新的“大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为单边征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认为，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有3个方面有利于市场。

　　一是，在股市已经连续暴跌70%的情况下，管理层出台此政策可以说救市的力度比较大。

二是，与周一的降息政策形成一个互动，对投资者是个好的预期心理作用。

　　三是，汇金购入三大行股票说明汇金公司基本可以看做是股市的平准基金，毕竟汇金有1.5万亿的资产，对稳定股市有较大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韩志国也有3点担忧：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股市的利好政策带来的反弹可能随时中断，所以投资者不可把反弹高度看的过高。

　　其次，单边征收印花税还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股市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大小非问题，当前存量的大小非是已经减持的46倍，不解决此问题就无法根本上解决供求关系，而汇金的资产毕竟有限，不可能依靠汇金一家公司就可以根本解决股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中国的股市政策依然是被动的政策，依然是危机型的政策，应该从消极变为积极的股市政策。